「香港人好叻，有小聰明，懂得游走在不同角落，找到發展自己能力的地方；但有時叻過頭，慢慢忘記自己的位置及核心價值。我覺得，只要你願意放下平時穩守的生活習慣，稍稍懷疑自己，可以成為不同於你的另一個你。」
混合媒體藝術家鄧國騫自小在圍村長大， 活動範圍一直只在錦田永隆圍村之中。母親把他保護得很好，他從沒試爬樹摔斷手肘或通山跑四出闖禍。做過最叛逆的事，是到村落廢棄之地尋找癮君子留下的針筒和鹹書，也試過偷錢，但都是跟隨著堂哥堂弟去做而已。
於是他記憶中小時沒做過什麼叛逆脫軌的行為，只特別記起某次偷錢時，他抬起頭，在鏡子中目睹自己的行為。看見自己的臉那一刻，他記住了自己的陰暗面。那年他十歲。
鏡子裏的另一個自己，一直如影隨形。這個「他」，可以比喻作天秤的另一頭，永恆地以「反對者」的面目，與自己面面相覷。
在創作藝術過程中，鄧國騫亦不住地搖擺於這種思辯邏輯，永遠處於相信與懷疑之間。這種「面面相覷」的視覺，讓他無時無刻地存有質疑，質疑所處身的極端資本化的生活場域，質疑日常生活習慣，甚至質疑自我。如果質疑是一種追求可能性的舉動，大概這每一位藝術家甚至人最應份的「叛逆」。
攝影︰曾梓洋
溫和與極端中間
「中間性」是鄧國騫說得最多的字眼。他早期的創作，每每將象徵資本主義的物件還原至「中間狀態」，重新觀察它的意義。例如剔走啤酒罐及汽水罐表面、把廢棄傢俬磨走顏色，直到將之變回原木等。故此，他的慍怒常被一種美學符號所掩藏。定性了其作品溫和、不走極端的風格。
「我覺得『中間性』是最能改動的力量，它可以是『極端中間』。有的藝術作品保持着極端性，但因為自己遊走於圍村和城市，令我有這種相對性的思考方向，將被過度追捧或擁抱的價值，帶回中間位置，那種中間性可開放予每個人去重讀自己。」
鄧國騫常提及他鄉下仔十八歲第一次出中環時，驚覺香港有繁華急速的一面，簡直是另一個世界。圍村作為香港最古老傳統的村落，中環令從小與樹木、小店與祭祀為伴的他，受到衝擊。正正由於巨大的落差，令他自覺地將資本社會的面目從極端帶回中間，既可接近，又可批判及質疑。
執屋也是藝術
「中間性」另外有趣的地方在於，可藉着打磨，讓物件回到它的自然屬性，而介入自然材質的過程中，卻留有人的痕跡。鄧國騫深受香港雕塑家麥顯揚的銅鑄觀音作品觸動，後者鑄像的蠟模用手捏出來，再將之注銅，整個銅像充滿他的指模。他從來沒有見過造銅的方式如此人性化，銅像帶有一種木的溫度，甚至能看見它燒熱過的質感。「人到最後什麼也帶不走，令我常想在物件身上留下痕跡，或把它安放好，經由人而展現一種感覺。」
聽起來很像抽像，鄧國騫卻想起他最日常的習慣──執屋。除了父母的房間外，家裏都由他執拾、整理，帶著不同的情緒將物件收納在各種空間，就像進行創作，他樂在其中。「遠古年代，人類在洞窟畫一隻牛，為了綁住牛的靈魂；但畫多了人又有要求，持續完善，甚至成為一種美學，這關乎人的天性。」藝術的原初意圖便是如此，執屋也充分體現藝術的原始性。
藝術如何回應時代
2015年，鄧國騫迎來藝術創作第一個十年，田灣個展《百貨》將他出道以來重要的作品完整地陳列。也因著一個創作階段結束，他得破舊立新，思考創作如何進一步回應社會。
圍村十年一度的「酬恩建醮」也正值此時， 他一連好幾天往醮棚裡鑽，與宗族親友為籌備醮會忙這忙那，在街上隨鬼王出巡，親歷奇景。他第一次想認真地將圍村的歷史紀錄下來。
鄧國騫形容「酬恩建醮」這個奇異的情景：鄉民抬著紙紮鬼王到大街巡遊，到各個村口趕鬼，警察封路，尾隨幾百人在街上跑。他覺得這個儀式非常叛逆，但因為慣性，當中沒有一個人意識這是「叛逆」，有些事情仍保持傳統與迷信，例如鄉民叫現場所有女士擰轉臉別看鬼王趕鬼。種種都讓他記起雨傘運動時佔領的畫面。
那時鄧國騫正值到美國參與藝術家駐留計劃，沒得親歷見證佔領場面，但以遠距離觀察香港現狀，仍然感受深刻。田灣的十年個展裏，他一批新作品就是關於雨傘運動前後，他對香港政局及社會氣氛一種「埋身」的觀察。有別於以往冷靜、理性的藝術手法，作品明顯流露他的慍怒與無奈，包括他一筆一筆直接素描衝突場面，將之嵌入日常物之中；他又拍下維多利亞港的滄海桑田，投映於堆積一櫃的《一國兩制》白皮書等。佔領運動的出現，令他思考究竟藝術該如何回應時代。
「有人說，與其我們做作品令社會改變，倒不如以社會行動去作出改變。其吊詭之處在於，如果行動本身製造創意思維，行動就會變成藝術。藝術被定義的方式，最後也是關於獨立思考。」
丁權的另一種用途
兩次訪問都在咖啡室進行，喝咖啡、聊天作為鄧國騫口中所形容的「都市化樣式」，卻毫不尋常輕鬆。他察覺到，一杯咖啡所盛載的，不只是消解疲勞，還消解了人在政治上漠不關心，或對社會所承擔的責任。近年越開越多的咖啡店，正好回應香港人心靈匱乏一面；而極端資本化的社會結構，亦令一切變得不可動搖，年輕人追隨單的一成功指標，或主流定義的人生模式，變得無望與虛幻。從部分不敢想像未來的學生身上，他目睹生活種種綑綁和重擔，所以他一直關心，香港人在生活層面上能否多一點釋懷。
「當下是重要的，因為它鋪陳出你將來可選擇的路。但現在年輕人應付的當下，是解決別人要求的當下，而不是對應自己的需要。」他希望
，2016年香港人可以在生活層面上多一點釋懷。「香港人好叻，有小聰明，懂得游走在不同角落，找到發展自己能力的地方；但有時叻過頭，慢慢忘記自己的位置及核心價值。我覺得，只要你願意放下平時穩守的生活習慣，稍稍懷疑自己，可以成為不同於你的另一個你。」
這種「懷疑自己」的習慣，亦可見於他作為擁有丁權的新界原居民男丁，卻對此有不同的思考之上。在成長的過程中，村中長輩不住地向他們溉輸「行駛丁權」的概念，「在成長中，你開始認知到原居民的丁權是回歸前港英政府理順鄉民的手段，你覺得這件事不會是無限的，土地不會無限。但這種權力如何消失，好需要策略，是特區政府需要思考的問題。自己覺得，丁權需要取消──如果土地是根據先到先佔有的原則，這不是我的價值觀。我作為原居民說這番說話也頗吊詭，吊詭的地方是我仍可以行駛丁權。」鄧國騫形容，自己是「末代行駛丁權」的人，因為土地已經用光。作為藝術工作者，他會思考可以如何在行駛丁權時，令它做到更多，並希望將部分土地用作藝術家駐留空間，讓不同的人參觀舊香港氣氛及市郊地方。
「不同的文化創作人搬到附近居住，這裏逐漸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社群。如有這個平台和空間做這件事，這是可以思考的方向。」
鄧國騫
1983年生，鄧氏原居民，本地混合媒介藝術家，兼從事獨立策展及寫作。2008年取得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藝術碩士，2011年獲得「香港藝術發展獎」藝術新秀獎（視覺藝術），2013年獲得亞洲文化協會獎助金，曾於美國、新加坡、意大利、台北等地方參與展覽。作品常以拼貼手法重組社會日常符號，並藉想像力重新建構新的閱讀方式，透露出對人、物及事的種種情懷。
